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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洛阳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，穿城而过的洛河，就是一段活着的运河——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渠首段。

千年运河流过，在洛阳留下了许多遗迹。比如天津桥、南市和新潭，比如回洛仓、洛口仓、含嘉仓……它们承载着生生不息的大运河文化，同时也是历史的见证者。

含嘉仓：四海承平日，天子不逐粮

唐代国家粮仓，设在洛阳城中

如果你是外地人，在牡丹盛开的时节来到洛阳，只有半天工夫，你会选择做什么？

“当然是看牡丹啊！”可能很多人会这么说。

不过，有些人为了参观运河遗迹，却放弃了看牡丹的机会，他们就是来洛参加“大运河文化论坛”的各地专家和学者。

4月14日，“大运河文化论坛”在洛阳师范学院召开。次日上午，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利用返程前的半天时间，前往含嘉仓、回洛仓和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参观。在他们看来，错过牡丹虽然遗憾，但能目睹隋唐洛阳城这两座粮仓的风采，也就不虚此行了。

含嘉仓和回洛仓都是世界文化遗产。它们的区别在于，回洛仓是隋朝的国家粮仓，设在洛阳城外，隋亡后不久便被废弃；含嘉仓是唐朝的国家粮仓，建在洛阳城内，见证了盛唐的繁华，一直使用到宋代。

在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洛阳段，这是两处重要遗存。当年，它们曾关系着两个王朝的兴衰。

隋朝末年，回洛仓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，一旦它失守，洛阳城中就面临断粮的威胁。隋亡之后，唐王朝吸取教训，将国家粮仓设在城内，并严加防卫。含嘉仓位于隋唐洛阳城东城之北，四周有城墙和城门，也有漕运码头。它又被称为含嘉仓城，是隋唐洛阳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含嘉仓被考古人员发现，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。当时，人们在发掘一座编号为19的地下仓窖时，看到一块刻铭砖，上面有10行文字，不仅记录了这座仓窖的位置，还有粮食来源、存入日期、仓吏姓名等。更关键的是，铭文前面有“含嘉仓”三个字，这让考古人员又惊又喜。

随后，含嘉仓的更多仓窖和刻铭砖被发现。这座大型的仓城遗址为长方形，南北长700余米，东西宽600余米，共有圆缸形的地下仓窖400多座。其中，160号仓窖中还有大量的炭化谷物，文物部门对其进行了保护展示。

2014年，包括隋唐大运河、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的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，洛阳有两个遗产点，一个是回洛仓遗址，另一个就是含嘉仓160号仓窖遗址。

盛世仓廪丰实，不做“逐粮天子”

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开凿运河，沟通南北，最终因滥用民力而导致王朝覆灭。其千秋功罪，至今任人评说。

抛开对隋炀帝的个人成见，隋唐大运河的历史功绩，后人却是有目共睹的。正如唐代皮日休所说：“在隋之民，不胜其害也；在唐之民，不胜其利也。”含嘉仓是当时的国家粮仓，其出土的刻铭砖可以证明这一点。

刻铭砖的作用，跟入库凭证有些类似。它放置在每座仓窖的底部，标明该仓窖所储粮食的品种、来源及存入时间等。从含嘉仓出土的刻铭砖来看，在唐高宗、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，这里的粮食来源基本是运河沿线城市，如苏州、徐州、楚州（江苏淮安）、润州（江苏镇江）、滁州（江苏滁州）、隋州（河北邢台）、冀州（河北冀县）、魏州（河北大名）等，糙米、粟、小豆都是其中的品种。

隋唐时期，朝廷对国家粮仓的管理十分用心。无论回洛仓和含嘉仓，其地下仓窖都经过火烤及铺设木板、苇席等干燥处理，可以长期保存粮食。粮食的丰足，又为唐王朝开创盛世打下了基础。

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。”在《忆昔》一诗中，杜甫描绘了开元盛世的富足景象。当时“人家储粮，皆及数岁”，这也是一个例证。

到唐玄宗天宝八年（公元749年），全国的大型粮仓共储粮约1200万石，其中含嘉仓储粮约580万石，几乎占了半壁江山。毫无疑问，它是唐代最大的国家粮仓，也是朝廷的定心丸。

在此之前，武则天长期在洛阳执政，含嘉仓的粮食也是满满当当。如王溥在《唐会要》中记载：“神都帑藏储粟，积年充实，淮海漕运，日夕流衍，地当六合之中，人悦四方之会……长安府库及仓，庶事空缺，皆藉洛京转输价直。”

长安缺粮，要从洛阳含嘉仓调拨。但这两地隔着三门天险，漕运困难，有时候，长安的皇帝只能做“逐粮天子”，率众就食洛阳。比如在更早的永淳元年（公元682年），关中闹起饥荒，唐高宗出行仓促，前往洛阳的途中竟有随从被饿死。

唐王朝弃用回洛仓

含嘉仓是唐代第一大粮仓，其命运与隋唐大运河息息相关。

“安史之乱”后，唐王朝由盛转衰，运河漕运能力下降，含嘉仓的一些仓窖也被破坏。相比之下，160号仓窖沿用时间较长，大约到北宋末年才被废弃。从其中储满谷物的情况看，当时可能是遭到了战乱等突然变故。

关于含嘉仓的初建时间，至今也有一些小的争议。

比如，一种说法认为，它建于隋大业元年（公元605年），即隋炀帝营建东都的同时。只是当时规模较小，唐代又对其进行了扩建。另一种说法认为，隋时并无含嘉仓，它是唐时在洛阳城中增置的。

除此之外，也有人认为它建于隋大业九年（公元613年）。这一年，朝廷在皇城之东修筑东城，同时在东城的北边建了含嘉仓城。

不管怎样，含嘉仓在唐代开始成为国家粮仓，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。盛唐时期，洛阳是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，运河和丝路在这里交会，各地使者络绎不绝，用诗人张九龄的话说，就是“三年一上计，万国趋河洛”。

当时，在洛阳的外国人中，有一个叫阿倍仲麻吕的日本留学生，他的中文名字叫晁衡（即朝衡）。据《旧唐书》中记载，“朝臣仲满，慕中国之风，因留不去，改姓名为朝衡”。

晁衡和诗人王维、李白、储光羲等多有交往，曾送给李白裘衣一件。储光羲为他写了《洛中贻朝校书衡，朝即日本人也》一诗，诗中称“万国朝天中，东隅道最长”。

这种万国来朝的场面，洛阳城中的含嘉仓并不陌生。只是随着唐王朝的衰落，它的仓窖也渐渐空虚，难以重现往昔的繁荣。

五代时期，后梁、后唐、后晋以洛阳为都城，曾因“京师军民多而食益寡”，通过大运河向洛阳运送粮食，“岁漕百万石”。此时的含嘉仓，不知是否仍在发挥国家粮仓的作用。

除含嘉仓外，隋唐洛阳城中还有子罗仓遗址。据《大业杂记》记载，子罗仓位于皇城西南，在右掖门内大街西侧，“仓有盐二十万石，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”。

这些隋唐时期的粮仓，都值得我们去看一看。

（张广英）